蘇東坡稅收思想與實踐（上）

　　李恒 何凱

　　開篇

　　“像蘇東坡這樣的人物，是人間不可無一難能有二的。對這種人的人品個性作解釋，一般而論，總是徒勞無功的。”林語堂在其著作《蘇東坡傳》中如是說。作為北宋著名文學家、政治家、思想家、書畫家，蘇軾曾多次上書倡導賦稅改革、公平正義、減輕稅負，留下了很多資政理念、從政實踐、獻策減負的文章，普遍散見于其大量的《策論》、奏札當中。在近期國家稅務總局眉山市稅務局主辦的眉山蘇東坡稅收思想研討會上，專家學者及蘇學愛好者們就蘇東坡的稅收思想和施政理念旁征博引、開放交流、碰撞思維，研討成果頗豐。

　　“以民為本”的治稅理念

　　研究蘇軾的稅收思想，首先要了解他所處的時代環境和成長背景。國家稅務總局眉山市稅務局課題組《蘇東坡的稅收思想探析》中，從蘇軾從政一生的視角剖析了其稅收思想產生的背景、形成歷程，以及在稅收領域的功業及對后世的影響，將蘇軾的稅收思想歸納為：經世濟民、輕稅薄賦、公平稅負、利商安商。其中，經世濟民這一思想貫徹其治國理財的全過程，也貫徹其治稅為民的一生。

　　眾多專家也認為，蘇軾終其一生堅守和實踐著這一為民政治理想，充分表達出“以民為本”的政治主張。比如，他在《御試制科策》中說：“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他認為，皇帝只是主持執行天下之事者，而人民才是天下的主人。最被人稱道的政情表白書《上神宗皇帝書》中，蘇軾更是直言不諱地說：“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人主失人心則亡。”

　　國家稅務總局東坡區稅務局課題組指出，蘇軾提出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保護和謀取百姓的利益，讓人與物各得其所、各安其所。他所言之利，非一己之私利，而是民眾之公利，天下之公利，同時也是千萬個體的生活需要和生存權利。這是蘇軾稅賦思想最為核心的理論基礎。

　　其中，最能夠體現蘇軾民本思想的，是他與王安石的“稅改”之爭。從蘇軾的立足點、出發點來看，都是為了體恤民生，減輕人民的負擔，解除百姓的疾苦。

　　這一民本思想在蘇軾密州從政期間得以充分體現。蘇軾有遠大的忠君愛民、報效朝廷的政治理想，他希望國富民強，人民安居樂業。表現在其稅政思想上，既有宏觀規劃又具可操作性，蘇軾希望通過這些稅政，一方面大力增加朝廷的稅收，同時又極大地提升民眾的生活水平。

　　“廉取節用”的賦稅思想

　　蘇軾一直堅持“量入為出”的原則，反對王安石的“量出為入”，主張“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為易”。國家稅務總局洪雅縣稅務局課題組在對蘇軾財稅文化思想的研究中指出，蘇軾認為政府一方面自己要“節用”，另一方面對百姓要“廉取”。

　　對于蘇軾如何實施“廉取”這一主張，謝仿賢認為：一是減輕百姓的賦稅；二是“均戶口、按地征賦役”；三是“官榷與民”，放水養魚，安商利商培植稅源。

　　“宋代各項經濟制度的變化呈現出新的特點，但也存在許多痼疾難改的弊端，賦稅征收稅種日漸繁多。這無疑加重了民眾的納稅負擔，表面上是當朝對農民的過度征收而發，但較為直接的原因是地方府庫的財政，因使用不善或因耗資靡費而出現虧損所致。繼而轉稼稅戶，導致惡性循環。”研好文史四十余年的蘇軾研究學會會員李成君研究認為，蘇軾在賦稅問題上提倡薄賦輕徭，在多次上呈的奏議中論及賦稅。奏請統一稅種、精簡稅目，取消隨意巧立的各種苛捐雜稅和任意攤派。

　　對此，專家們給出了諸多實例。比如，蘇軾在《乞罷登萊榷鹽狀》中提出，罷官府榷鹽，使失業逃亡的灶戶得以歸業。蘇軾主張“先罷登、萊兩州榷鹽，依舊令灶戶賣與百姓，官收鹽稅”。中國蘇軾研究學會會員、山東省地域文化研究所所長徐培富認為，蘇軾這一主張不僅使小商販重新有了生路，而且對大商人、國家財政收入也有益處。小鹽販的免稅販賣，將帶動整個鹽業從生產、銷售到收入分配、消費諸個方面的良性循環，從而促進經濟發展，國家安定。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絲綢之路專業委員會研究員、田錫文化研究會會長王仿生及北京大學文學博士、教授、博導、主任王益鳴兩位學者認為，蘇軾主張低稅賦，對某些行業實行“減半或免稅”，他強調國家財政要節約和稅收輕徭薄賦，堅決反對量出為入的財政原則。

　　對于蘇軾“節用”這一主張，體現在蘇軾的《思治論》《策別厚貨財》中，一是“省費用”，二是“定軍制”。國家稅務總局青神縣稅務局與四川省社科院眉山分院余紅艷在論文《蘇軾稅務思想與實踐正義》中指出，蘇軾的稅收思想始終堅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堅持賦稅使用的公益性，儉省、合理、公正。論文提及，蘇軾主張國家要減少不必要的戰爭、輕刑、不違背農時、不與民爭利，要減少“冗兵”“冗費”，減輕或廢除各種名目的征斂和稅收。應充分發揮賦稅的公益功能，不得利用賦稅再行生利，與民爭利，同時賦稅分配也要公允。一是要求政府開支合理，厲行節儉。二是要求官府開支役錢合理。

　　吉林財經大學財政學教授安明友談到蘇軾“節用”思想時，認為，從蘇軾的稅收思想和稅收實踐中可以看出，他的“節用”思想貫徹始終，認為朝廷應該減少不必要的支出，尤其是“三冗”的支出，進而可以減免農民和工商業者的稅收。如今，稅收作為調節經濟行為的一種手段，作為減少貧富差距的工具，更是國家重大項目籌集資金的源泉，“三公”透明和減少“三公”支出就顯得尤其重要，藏富于民，才能民富國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