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的調查研究

　　——重讀《石鐘山記》隨想

　　雷金貴

　　近日，在一部岳麓書社1980年代版本的《古文觀止》里，又一次閱讀了蘇東坡的《石鐘山記》。重讀不是第二次，是一次次之后的又一次。我讀蘇東坡的文字，百讀不厭。《石鐘山記》的文采，在蘇東坡浩瀚的文詞詩賦里，或許不是最出色的，但是反復咀嚼蘊含其中的一份執著，如含甘飴，滋味深長，唇齒生香，沁心入神。

　　《石鐘山記》不是走馬觀花浮光掠影的游記文本，因為字面上有明顯的探疑行為，有人名之為“考察游記”，終究還是沒有明白蘇東坡的“言外之意”。

　　石鐘山因何叫做石鐘山？《石鐘山記》開篇即說，酈道元關于石鐘山之名的由來，“人常疑之”；唐代李渤之說，“余尤疑之”。帶著他人和自己的懷疑，蘇東坡“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歷驚越險，一探究竟，前后文字，圍繞“疑”和深入實際“破疑”，抽絲剝繭，讓石鐘山因何得名在真情實景中水落石出，真相畢現。

　　蘇東坡以其實地踏訪，張揚耳聞目見，“事不耳聞目見，而臆斷其有無，可乎？”蘇東坡尤其痛心“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之所以不傳也。”言外之意，說的是最底層的人，最知道真實情況，卻沒有發言權；也沒有人去傾聽他們的現身說法，了解真情實況。所以說《石鐘山記》之“形散神不散”之“神”，落在調查研究上，其行文婉轉的真實意圖，其實是以其拳拳的忠君愛民之心，勸諫皇上和朝廷，熙寧以來所行新法，究竟是利民了還是害民了，你們得到民間來了解，你們得傾聽民間真實的聲音。

　　《石鐘山記》作于蘇東坡從黃州量移汝州途中，蘇東坡因為詩文得罪，在黃州“監外執行”四年多，新法于民，是利是害，他的耳聞目見，最為真實，而他沒有直接的發言權了，他天真的以為，自己這篇文章，會如同自己的其他詩文，會以各種方式廣泛流傳，會迅速被呈上皇帝的案頭，讓喜歡他的詩文的神宗皇帝，在讀得“停箸忘食”時，也能讀懂自己的用心。

　　文為心生。傳世的經典，不朽的杰作，無不是“心情和心事”的袒露。“心情和心事”，非一時之情緒之態，乃至死不移的牽掛，古今中外贊為心血的結晶。

　　蘇東坡文名盛大，遮蔽了他情寄“民為邦本”的為官形象。光陰荏苒，越來越多的后來之人，就只知道文豪蘇東坡，而為他精彩的文字而沉醉；也只知道他幾遭貶謫，而為他多舛的仕途而唏噓。蘇東坡一次次的“惹禍”，是因為文字；蘇東坡至今活著，還是因為文字，頗有些“成敗”皆文字的無賴況味。弄清其中的來龍去脈，就會驀然發現，禍害抑或榮耀蘇東坡的文字，其“心情和心事”無不深深地糾纏于一個“民”字。

　　蘇東坡自踏進科舉的考場伊始，幾近半個世紀的歲月沉浮里，他以詩詞、文賦、記說和策、論、狀、表、銘……等等各種文體，真實和形象反映民情、民生、民心。自孔子以降，“民為邦本”是為儒家核心價值。當然，偽儒之流，以為借口，不存于心，不付諸于行。蘇東坡是真的儒者，心口一致，知行合一，心行不二。如此之說，不是故意要為之貼金，而是在他的字里行間，處處可見；在他為官一方的政聲里，至今斐然。真情實況，不在宮墻之內，而布于廣袤大地、千家萬戶，欲知真相，必入其中，今之所謂查民情知民意曉民心者也。

　　從蘇東坡的心事里閱讀蘇東坡，方可讀懂蘇東坡，方可讀出蘇東坡若干詩詞文賦的“言外之意”。蘇東坡在崗在位，多以奏章表狀直言其說，毫不隱諱。蘇東坡貶謫靠邊或是官位不高時，多曲折以言外之意進言。當時官場，都知道皇帝喜歡蘇東坡的詩賦文章而至于忘食，以至于他在黃州時寫下的“江海寄余生”傳到神宗手上，又以訛傳訛聽說蘇東坡跳江自殺，神宗皇帝竟然傷心落淚。

　　他不得不以迂回的方式，表達民之疾苦民之所想。有宋自趙匡胤、趙光義和宋真宗趙桓“澶淵之盟”后的所有皇帝，無不深鎖宮墻難出宮門，與民心民情民生隔著遙遠的距離，而被百年承平虛言假象抹黑了雙眼，尤其自急于有功的宋神宗肇始，他以新法之名，折騰了將近二十個年頭，至于哲宗徽宗欽宗，四任皇帝，五十年間，北宋的江山，就被迎合奉承之花言巧語的文辭玩完了，離蘇東坡病逝常州不過短短二十五年。

　　蘇東坡還經歷了仁宗和英宗，宋徽宗繼位，大赦天下，蘇東坡因此有機會從“海外”的儋州北還，不幸病逝于遇赦北歸途中的常州。在此期間，無論“新黨”當權還是“舊黨”當政，蘇東坡耿耿之心不說假話，《四庫全書·蘇軾傳》贊為“……以愛君為本，忠歸讜論，挺挺大節，群臣無出其右”的蘇東坡，所以竟以真言真語而再三得咎。所幸如《四庫全書·蘇軾傳》所言：“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戟，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為，尚得為軾哉？”

　　蘇東坡不改說真話的本性，源于他“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棄兒”之真性情。

　　說了這么多真實的鋪墊之后，我得道出蘇東坡在《石鐘山記》真言真情的言外之意，他是借探究“石鐘山”山名由來之名，言說欲知真相，必須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文中“事不耳聞目見，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這一強烈之反問是矣！

　　蘇東坡因“烏臺詩案”，被宋神宗和王安石貶謫黃州監外執行，開啟了他以各種文體反映真情實況而因文獲罪的仕途旅程。宋神宗是想做個有所作為的好皇帝的，王安石是想做個富國強兵的好宰相的，但是他們聯手推動的變革，卻被群小弄得變形走樣，王安石竟被自己提拔的人趕去金陵養老。而鎖在宮墻里的宋神宗，早已被自己弄得焦頭爛，尤其元豐五年九月，聽信夸夸其談攻打西夏之言，而遭遇永樂慘敗，擊垮了他最后的精神支撐。這個時候，他想起了知實情說實話的蘇東坡，元豐七年正月，在多次下令詔命啟用蘇東坡而竟然被臣子駁回，他不得不以皇帝手札的強硬方式，準備啟用貶謫多年敢說真話的蘇東坡：“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量移汝州……”，這是宋神宗將要使用蘇東坡前奏，可惜，一年之后，宋神宗就嗚呼了，可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宋神宗和王安石聯手發動的所謂變法，從一個美好的愿望出發，未曾想到竟然是為北宋注入了死亡的病毒——其一是財聚于上而民愈貧，動搖了國之根本；其二是開啟了弄權當道的邪門，加速了死亡病毒的爆發。

　　《石鐘山記》的目的所以很明顯，蘇東坡知道是神宗皇帝的手札讓自己離開黃州，他還沒有發言權，高高而森嚴的宮墻，讓皇帝難知外面的現實，他只能用這樣曲折的方式進言皇帝。《石鐘山記》和同樣作于這一途中的《題西林壁》，“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意在進言皇帝他希望皇帝聽到真實的情況，施行民心所盼、所向之仁政。

　　言耳聞目見之言，行耳聞目見之行，貫穿了蘇東坡一生的所作所為和所言所文。

　　初仕鳳翔，蘇東坡深入官民，了解到無論枯水和洪水期，都要把終南山的木材，通過渭河和黃河，運往京城，而遭遇“經砥柱之險，衙吏蹱破家”的悲慘，而“軾訪其厲害，為修衙規，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三年任滿回到朝廷，先后遭遇母親、父親去世，待到守完父親之孝再回朝廷，很賞識蘇東坡的英宗皇帝，還沒有等到蘇東坡回朝，短命而去，皇帝已經由英宗到神宗，時為神宗熙寧二年。因為神宗皇帝召見蘇東坡，已為執政的王安石，素惡蘇東坡之議論異己，“拗相公”王安石不想看見蘇東坡在皇帝面前進言，將蘇東坡從判官告院趕出，“權命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殊不知蘇東坡因此而更能夠了解民間真情，當年元宵節，“會上元敕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為悅？此不過以逢二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之以耳目不急之玩，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盛大，愿追還前命。’即詔罷之。”

　　蘇東坡由此與王安石懟上，深知自己“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一再請求外放，由此開啟了他的通判杭州、知密州和徐州與湖州之旅，在此期間，“時新政日下，軾于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密州任上，大膽罷行“手實法”，把同僚驚出一身冷汗，蘇東坡的舉動反饋到朝廷，“朝廷知法害民，罷之。”蘇東坡敢于如此作為，是因為身為太守的他，也只能以杞菊糊口，甚至“灑淚循城拾棄兒”。民間疾苦，他已忍無可忍。他還不忍皇帝被宮墻內粉飾太平的聲音蒙蔽著，自己雖有“忠君愛民”之心卻處無可奈何之境，然后仰天長嘆：“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徐州抗洪，救滿城百姓免遭魚鱉之災，受到皇帝嘉獎。蘇東坡不貪功，他在《獎諭敕記》中說，他的抗洪應急之策和長遠的防洪之舉，來自徐州父老，且刻碑《熙寧防河錄》，讓后來人知道徐州因地理特殊之防洪要務，為民之心，何其殷殷！

　　之后到湖州，以《湖州謝上表》被群小攻訐而惹禍，而入獄，而自元豐三年監外黃州，到元豐七年正月離黃，途中有了這篇《石鐘山記》。其實，蘇東坡在黃州所作《念奴嬌·赤壁懷古》和前后《赤壁賦》，也是在他了解到神宗皇帝將進攻西夏后，以他初仕鳳翔所知情形，而曲折進言皇帝不可盲動。果不然，神宗皇帝被自己發動的戰爭的慘敗而氣血攻心而喪命。

　　為民而說實話道實情而遭受牢獄之災的蘇東坡，復出之后的仕途飆升中，依然不改其說實話道實情的秉性。首知登州，時日不長，察“榷鹽”害民，上《乞罷登萊榷鹽狀》，留下“五日登州府，千年蘇公祠”的民間美名。回到朝廷，先是被因自己“烏臺詩案”受到牽連而當下重新掌權的“司馬牛”司馬光不容，司馬光將盡廢神宗和王安石在熙寧、元豐時期的所有新政，一切復舊。蘇東坡從民間回來，知道免役法和差役法各有所長，希望司馬光能夠兼用其長。司馬光和王安石，忠君之心不容懷疑，卻有共同的毛病，大權在握，就聽不進不同意見而要“清君側”。哲宗皇帝還小，垂簾的宣仁太皇太后，從心底里是準備要蘇東坡接班司馬光的，她知道蘇東坡兄弟是宋仁宗為子孫選拔到的兩位宰相人物，蘇東坡兄弟在這些年來浮浮沉沉中表現出的德能勤績，印證了仁宗皇帝的判斷，但是她對蘇東坡因為直言極諫而被高處之冷寒籠罩的境況，也無能為力。蘇東坡因而再回民間。

　　蘇東坡回到民間的首站，巧合于他在熙寧時期到達民間的首站——杭州。時光如梭，二十年后的杭州，恍若隔世，民生蕭條，百廢待興。回到民間的蘇東坡，查民情，納民言，整治將被淤、葑殆盡的西湖，疏浚茅山、鹽橋二河，還西湖于今朝。他經過實地踏勘，希望治理“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和太湖水患，而久久利民、便民、惠民，卻被“有惡軾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雖然如此，“軾二十年再杭，有德于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之。又作生祠以報。”為民者，民不忘也。

　　杭州之后，蘇東坡厭于所謂“黨爭”，在朝廷與地方之間輾轉。

　　知潁州，阻止了一項不僅勞民傷財且會水灌潁州的水利工程，是前任奏準朝廷的大項目，而這個項目本來存在爭議。蘇東坡到任，沒有盲目開工，而是組織人員踏勘測量，用測量數據，證明這個工程做不得。為此，蘇東坡有理有據的向朝廷三上奏章，用真實的測量數據說話，阻止了虛妄的夸夸其談，詳情見于蘇東坡《申論八丈溝不可開狀》。而之前的爭議雙方，都沒有做實地踏勘測量，空對空的言說，誰也說服不了誰。知揚州，罷除了民不聊生里的“萬花會”，探訪漕運凋敝的因由，上奏得允，行船工以船為家之策而達于公私兩便，漕運再興。知定州軍州事，此時，宣仁后死了，司馬光也死了，哲宗親政了，這個有些逆反和報復心很強的皇帝，要對他在未親政時期“只見他們屁股”的大臣動手了。按規矩，被派往定州時，要面辭皇帝，接受皇帝訓導，當過哲宗皇帝老師的蘇東坡，竟然不被允許，而是要他立刻出城，這是北宋開國以來，從未有過。如同北宋開國從未有過的文字獄，不幸都落到了蘇東坡的身上。雖然如此，蘇東坡臨行時，給年輕的皇帝極諫的奏章：“……天下治亂，出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于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蔽為急務……”蘇東坡的核心是殷殷希望皇帝親政后，一定要暢通從皇宮到民間的渠道，掌握實情，再做決斷。而定州是北宋邊防重地，竟然軍營破敗，軍紀懈怠，軍不知民，民不知兵。于是上奏，請求修建軍營，加強軍備，恢復弓箭社，強化邊防，整飭軍紀，操練軍民。

　　自蘇東坡再次蒞杭至于定州，經過二十年折騰的北宋，民生蕭條，又有水旱之災交侵，他每到一地，幾乎都要上奏請求賑濟災民，這樣的奏章，《蘇東坡全集》里很多，讀得人心里流淚。其中尤為諷刺的是，蘇東坡在知杭州任上奏準的救災糧，卻被報喜不報憂者截留了，這讓蘇東坡憤恨不已而上章揭露，為了一方百姓的生計，蘇東坡有些不管不顧。從神宗到哲宗，皇宮外的真實情景，他們或許假眼蒙蔽了，或許明知而假裝不知，而蘇東坡不僅耳聞眼見，而且掛于心，行于行。

　　定州是蘇東坡仕途生涯在崗的最后一站，他之前直接或曲折進言的文字，再次被“惡軾者”翻出來作為靶子，而被貶謫嶺南。

　　求一時的真情，說一時的真話，做一時的實事，或者不難；一輩子都這樣說這樣做，沒有始終不渝的品格，一定做不到。蘇東坡在西蜀的小城出生，在民間里長大，曉得民情之實，曉得民生所需，所以有奮厲有當世志的信念，言于口，記于文，施于行，始終不移。參加仁宗皇帝的御試，其策論之《課百官》、《安萬民》即有“決壅蔽”而暢民情、“結人心”而聽民聲之策，即使貶謫嶺南，貶官蘇東坡，竟然指導建自來水工程，捐出賞賜，修建橋梁，興學救牛，除舊布新。“此地可開眼界，何人可配眉山。”此聯刻在儋州蘇公祠，人心活著蘇東坡。所以才有蘇東坡自己的：“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因文而名的蘇東坡，寫出那些至今鮮活的文字，不是因為那些文字多么華麗，而是因為那些文字見人、見物、見情，一如《石鐘山記》里，即使陰森可怖的激流絕壁，也擋不住蘇東坡探求實情的執著。

　　2018年2月13—14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