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蕎花開的季節 | 新華走筆

1990年秋天，當8歲的格及莫沙諾怯生生地坐進教室的時候，一只無形的命運之手輕拽著這位大涼山的彝家女孩，悄然步入一條與眾不同的生命軌跡。

??1992年9月，東山鄉中心小學女子班的孩子們正在上課。畫面中第二排中間轉頭看向一邊的女孩，名叫格及莫沙諾。新華社記者 陳燮 攝

那是個苦蕎花開的季節，從北邊的大渡河到南邊的金沙江，白色的小花開滿了山崗，漫山遍野都是清香。

那個秋天，女孩的家鄉大涼山普格縣發生了一件大事——東山鄉中心校辦起了“女子班”，女娃們有了專門的班級了！

（一）

穿著母親新縫的衣服，沙諾蹦蹦跳跳奔向學校。東山鄉一年中大部分時間氤氳在霧氣里，但上學路上女孩們嘰嘰喳喳的歡笑聲打破了人們習以為常的死氣沉沉。

沙諾腳下的這片土地，在上千年的時光中，人們以土坯為墻，與牛羊為伴，終日勞作，難得溫飽。目之所及之處的千溝萬壑，將祖祖輩輩困在貧窮的命運輪回中。

??1992年9月，東山鄉彝族女子班，金華英老師背著自己半歲的孩子給女童們上課。新華社記者 陳燮 攝

1941年夏天，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曾昭掄帶領11位師生組成的考察團，冒著被“裝桶子”賣作奴隸“娃子”的危險深入大涼山腹地考察。當地生活物資奇缺，許多人衣不蔽體，給聯大師生帶去極大的震撼。

如此環境下的女孩們，人生的道路如出一轍：出生訂下“娃娃親”，十六七歲就嫁人，生兒育女，辛苦勞作，終其一生。

1956年前，大涼山大部分地區處于奴隸制社會。如火如荼的民主改革讓這里“一步跨千年”，但貧困始終猶如一根生銹的鐵索，緊緊綁縛著這片土地。20世紀90年代之前，上學對于很多大涼山深處的家庭來說奢侈且無用，能讀書的女孩更是寥寥無幾。

??1992年9月，東山鄉中心小學老師在馬燈下輔導學生。新華社記者 陳燮 攝

1990年，當東山鄉辦起“女子班”的時候，為了招滿兩個班90名女孩，干部和老師挨家挨戶跑遍了周圍的村子。

“學費”是每學期5斤酸菜和100斤柴，外加每月15斤四季豆，即便如此，一些家庭仍出不起，只能由老師墊付。

老師金洪英還記得，“女子班”的孩子年齡參差不齊，最小的5歲，最大的11歲，只有極少數的孩子有鞋穿，很多人臉上掛著鼻涕，頭發散亂。

??1992年9月，東山鄉中心小學女子班的孩子們在老師帶領下在公路上跑步。新華社記者 陳燮 攝

1992年9月，新華社四川分社記者陳燮背著相機和行囊，從成都出發，坐班車、走山路，歷時3天來到東山鄉中心學校，用一臺尼康FM2相機記錄下“女子班”的點點滴滴。

他的鏡頭下，孩子們上學的路坑坑洼洼，教室的地面也不平整，兩三張木板搭在一起就是課桌。金洪英背著不到半歲的孩子給學生們上課，一只大狗大搖大擺地從教室里穿過，留下一串爪印。教室外，一位父親透過破碎的玻璃窗向教室內張望，臉上寫滿了新奇和迷茫。

??1992年9月，東山鄉中心小學女子班的孩子們正在上課，一位父親透過破粹的玻璃窗看向教室。新華社記者 陳燮 攝

學校沒有上課鈴，老師只能叮叮當當地敲響一個廢棄的汽車輪轂。學校沒有電，入夜后，師生們就在昏黃的馬燈下溫習功課、完成作業。

如此條件之下，女孩們卻渾然不覺艱苦。對于8歲的沙諾來說，只要能坐進教室，便是此生最大的幸運。

??1992年9月的東山鄉中心學校，老師敲擊汽車輪轂代替上課鈴聲。 新華社記者陳燮攝

（二）

1990年，家里本來是讓適齡的妹妹格及莫沙作去讀書，但6歲的妹妹坐不住，幾天后便不愿再去學校，父母只好讓8歲的沙諾“頂替”妹妹去讀書。

很長一段時間，沙諾都是用妹妹的名字學習、生活。到了該辦身份證的時候，她把名字登記成了“格及莫沙”。女孩失去了自己的名字，也跳脫了原本的命運，擁有了完全不同的人生。

她在“女子班”讀到四年級，因為成績好，五年級時考進了普格縣民族小學，后來進入涼山州民族中學，繼而考上大學。

又是苦蕎花開的季節，沙諾大學畢業了。她回到家鄉，當了一名中學英語老師。此時，她的課堂里，女孩們已經越來越多了。

??2016年，普格縣東山鄉中心小學女童。新華社記者 陳燮 攝

2016年10月，我們帶著1992年的老照片去普格縣尋找“女子班”的孩子們，沙諾歡呼著從照片里找到了當年的自己。

通過她和金洪英，當年“女子班”的90個女童人生的輪廓逐漸清晰——沙諾之外，念完書的日立當了外科醫生，有人做起生意當上了小老板……但讓金洪英遺憾的是“女子班”大部分孩子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沒有完成學業，曾經有個成績很好的孩子本已上到初一，媽媽突然去世，她不得不輟學回家務農。許多女孩最終沒能走出早早嫁做人婦，終日與家務、土地為伴的宿命。

??2016年拍攝的東山鄉中心學校。新華社記者 陳燮 攝

格及家的三個女孩——沙諾、沙作和沙子，命運的小徑在大姐沙諾坐進教室的那一刻便開始分岔。

因為沙諾上了學，父母賠了一大筆錢為她退掉了出生就訂下的“娃娃親”。

大涼山的風俗中，婚姻事關兩個家族的承諾，悔婚不僅要賠償雙倍的彩禮，也要承擔兩個家族就此交惡的后果。父母咬了咬牙，愿以這些代價換女兒一個不同的人生。

這個決定不但讓沙諾成了家族中最有出息的人，也讓她成了東山鄉河東村第一個因自由戀愛而出嫁的女孩。

故事開始于她上大學時的一個暑假，兩個年輕人站在月臺上等返校的火車，看對方有些眼熟，聊了幾句后發現是老鄉，也是校友，于是生出了好感，走到了一起。丈夫后來成了縣法院的一位法官，這對夫妻在各自的家族中都是說話最有分量的人。

而當初被“頂替”的二妹沙作沿著母親的路，17歲時嫁給了“娃娃親”的對象，婚后孩子接二連三地出生，將她從花兒般的少女變成終日忙碌的婦人。

??16歲的沙子（前）和18歲的沙作（沙子提供）

她一直沒能走出普格縣，嗷嗷待哺的兒女，地里的蕎麥和玉米，山坡上的牛羊都需要她的照料。遠在外地打工的丈夫，除了偶爾寄些錢回來，給不了她任何安慰和支持。沙作的臉上寫滿惆悵，只有說到孩子們的時候才露出一些積極的神情。

無論如何要讓孩子們把書念好——為了這個目標，她下決心去縣城租了間房。每天接送上下學的孩子，照顧他們的飲食起居，她還沒日沒夜地踩著縫紉機，希望通過手藝換些家用……

（三）

三妹沙子是格及家三姐妹中最明媚的那個，眉眼間還帶些孩子氣。

沙諾坐進教室的那年，沙子曾悄悄跟著姐姐來到學校，坐在課桌前不肯離開。可家里實在太窮了，負擔不起姐妹倆一起讀書。當沙子被媽媽從教室里拖出來的那一刻，沙子哭得撕心裂肺，教室里的沙諾也悄悄流淚。

被拽回家的沙子很快接受了不能上學的現實，繼續乖乖地放羊。14歲那年的火把節上，她認識了一位叫日出的男孩。那天，她穿著新的百褶裙，上身是一件藍白相間的小褂子，粗粗的辮子整齊地梳在腦后，耳朵上還墜著大大的耳環。她踩著嫻熟的舞步跳起達體舞，像一朵怒放的索瑪花。18歲的日出被她深深吸引了。

??這是2017年2月12拍攝的沙子。新華社記者 陳燮 攝

可惜沙子早已有“娃娃親”婚約在身，日出從未對她說過任何關于等待的話。他只是默默地搬到了河東村，用盡所有積蓄買下9畝地，蓋起了一座房子，開始了一個人的生活。他只想離沙子近些，再近些……

沙子17歲那年如約出嫁了。看著送親的隊伍越走越遠，日出的淚水止不住地流。他告別生活了21年的故鄉，走的那天，沒有帶任何行李，只穿著一件沙子過去送給他的灰色羽絨服。

北京的建筑工地上，他拼命地干活，試圖用勞累減輕內心的痛苦。他從未聯系過沙子，只是每個月會打電話到河東村的小賣部，與二姐拉拉家常。有一搭沒一搭的閑聊中，他得知沙子婚后并不幸福，和丈夫爭吵不斷。

2008年初，二姐在電話里告訴日出，沙子離婚了。歡天喜地的日出買了這輩子第一張機票，從北京飛到成都，又連夜坐上開往西昌的火車。次日清晨，他乘著大巴回到普格，當他坐在一輛摩托車上風塵仆仆地出現在河東村時，正在放牛的沙子驚呆了。

??2017年2月12日，日出、沙子和孩子們在一起。新華社記者 陳燮 攝

有情人終于走到了一起，為了要孩子，他們四處求醫。2014年，他們借助輔助生育技術生下了一對龍鳳胎，但也因此花光了積蓄，債臺高筑。

2016年，沙子驚喜地發現自己又懷孕了。回到家鄉待產時，他們第一次聽說了“精準扶貧”。

又是苦蕎花開的季節，東山鄉和村里的干部們來到他們家，將一張“建檔立卡貧困戶”的標識牌釘到了門上。

很快，建房補貼和低息貸款打到了日出的賬上，有了這筆錢，他們蓋起了新房。日子，一天天好起來了。

??沙諾（左）和小妹沙子在一起（2016年10月22日攝）。新華社記者 陳燮 攝

（四）

2016年，我第一次聽前輩陳燮講起“女子班”的故事，有了第一次回訪，后來又有了很多次。

每一次見到格及家三姐妹，都能從她們的境遇中生出新的體悟。有的是關于教育的意義，有的是關于愛的堅持，有的是關于對待挫敗和命運的態度……

沙子和日出的龍鳳胎3歲那年，小女孩有一天突然發起了高燒。那天沙子和日出還在外地打工，照顧孩子的奶奶沒有及時把孩子送醫，最終孩子因為腦膜炎夭折。孩子去世后第三天，奶奶也因為自責，喝下了農藥撒手人寰。

從沙諾處得知這件事后，我很長一段時間不敢與沙子聯系。直到2020年，又一次回訪讓我們在東山鄉重逢。

再次見她，臉上已經沒有太明顯的悲傷。“孩子走了，婆婆也走了，我也想和她們一起走，但我還有日出和兩個孩子。”她一邊在筑路工地上忙著，一邊平靜地說著，像是在講一個別人的故事。

陽光斜斜地照在她粗糙而黝黑的臉上，看上去蒼老了很多，正當我憂心著她是否已被接二連三的變故打擊得麻木時，日出打來了視頻電話。一瞬間，沙子的臉上又有了靈動的笑容。

??2020年5月6日，沙作在普格縣城的出租房里做縫紉，她身后的墻上掛著一張孩子“三好學生”的獎狀。 新華社記者 吳光于 攝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愛，是療愈所有苦難的良藥，無論遭遇了什么，生活永遠向前。

比起命運多舛的沙子，活得沉重的反而是她的兩個姐姐。

每當沙諾講起“頂替”妹妹上學的往事，就會陷入一陣長久的沉默中，隨后便是決堤的淚水。我不敢問她是否認為自己奪走了沙作的人生，這可能是她們之間永遠無法去談論的話題。

每當沙作談起往事，懊惱總是清晰地寫在臉上。毫無疑問，她很愛姐姐，但她也后悔當年沒有成為那個念書的女孩。

有時我也會忍不住把自己代入到她們的角色里，一次次地去設想，若是自己在那樣的境遇中，會擁有怎樣的人生——同為女性，也許更能理解三姐妹身上那些可貴的品質和令人唏噓的命運。

??在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普格縣大槽鄉，彝族女孩在老師的帶領下在戶外放聲唱歌（2021年8月6日攝）。新華社記者 胥冰潔 攝

我們常常聽到這樣一句話——女孩是明天的母親，關愛女孩就是關愛下一代。但這并不應該成為我們關注女孩的主要動因，在女孩之前，她們首先是人，接受教育、具備選擇自己人生的能力，是她們生而為人起碼的權利。

一路行走，一路記錄，在大涼山這些年，我接觸過的不少上了年紀的女性往往都有共同的遺憾——要么沒有走進過，要么過早地離開了課堂。

如果當年沙諾三姐妹都有機會去上學，她們應該會有各自的精彩。如果那年媽媽沒有把沙子從教室里拽回家放羊，她會不會成為三姐妹中最有出息的那個？……

如果那90個孩子都能順利完成學業，她們或許也能成為講臺上的沙諾，聚光燈下的吉克雋逸……

??當年女子班的格及莫沙諾，后來本科畢業成為普格縣一名英語老師，這是她正在給普格縣民族中學網絡班的同學們上英語課。（攝于2016年）

大涼山的女孩們，就像一朵朵開滿天涯的苦蕎花，生于高寒，扎根貧瘠，不懼風雪，堅韌生長。但是再頑強的花兒，綻放也需要溫度和時節。

這些年，我們在行走和記錄中見證著大涼山的一架架溜索和藤梯遠去，崇山峻嶺間掛起條條通途，懸崖上的村莊搬遷，一個個鄉村幼教點建起……火塘邊的老阿媽說，你看，我們大涼山啊，現在就是最好的時代了。

不用去抽象的數字和宏大的敘事里找印證，這個“最好的時代”就跳動在一個個花兒一樣的生命里——

2017年，冕寧縣漫水灣鎮，下鄉時偶遇的兩個女孩那年險些輟學，今年都考上了大學；2019年，昭覺縣“云端小學”，害羞的俄木有洛曾是學校唯一的女足球隊員，如今學校已建成中國女足捐建的“玫瑰球場”，踢足球的女孩已經有38名；2010年，南昌火車站，來自涼山州越西縣的年輕母親巴木玉布木身背比人還高的巨大行囊，一手拎著雙肩包，一手抱著襁褓中熟睡的孩子，艱難地邁著步子，今年春節“春運母親”回到了家鄉，實現了“在家門口務工”的心愿，無需再四處漂泊……

??2024年6月19日，國家女足隊員王霜在涼山彝族自治州昭覺縣瓦吾小學與小女足隊員們合影。新華社記者 王曦 攝

2022年5月1日，《涼山彝族自治州移風易俗條例》正式施行，對遏制高額彩禮等陋習做出明確規定，同時禁止為未成年人訂立婚約、收受彩禮。得益于“控輟保學”等工作的推進，涼山女童入學率已經超過99.9%。

再回東山鄉，中心校過去低矮的平房已經變成了三棟五層高的教學樓，教室窗明幾凈，設施一應俱全。“女子班”當年出操的小道變成了水泥路，山上再也看不到放羊的小姑娘。

一切都變了，只有女孩們嘰嘰喳喳的嬉笑聲還在路上。苦蕎花又開了，開得比34年前更加絢爛。

來源丨新華社